企业利息负担可分为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两部分,则中国企业的信用溢价为略高于3%。很明显信用溢价并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它主要地取决于实体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率。进一步考虑定存利率受制于CPI走势,则当下可行的企业降杠杆之策,是努力压低接近3%的长期国债利率。这隐含着中国央行和财政有必要强化政策协调,尤其是以央行增持国债为手段,引导无风险利率的不断下行。
如果中国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镀锌矩形管尤其是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的收益持续下行之后,负债端利率也必然会被迫呈现持续下行的调整压力。过去四年,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影子银行的膨胀和收缩,互联网金融的蔓延和破裂,财富管理的发展和整顿等,都以利率的剧烈波动掩盖了利率随经济下行,实体经济收益率下行而必然下行的趋势。
不难预见到央行对扩张性财政的支持作用至关重要,也不难预见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和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可能很快陷入个人数增长状态。至于低利率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似乎可以忽略,原因在于阻挡资本外逃的有效手段,往往是严厉的资本管制而不是本币高利率。在美国大选换届之后,国际社会到底对中国的人民币施加升值的压力,还是容忍人民币顺应市场信号施有所调整,目前还莫衷一是。总体上来说,现在我们还无暇顾及低利率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问题。
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如果中国走上长期低利率之路,资产质量有可能持续恶化,同时央行和监管部门也将不得不更大力度采取基于宏观审慎的逆周期管理措施。金融体系所付出的代价,其实质是为实体经济的转型买单,当然实体经济减轻债务压力之后能不能成功转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毕竟中国实体经济的困境并非主要由债务压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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